茶叶收购的历史简述(二)

清朝，茶叶生产和贸易，进入了历史上的最盛时期。在茶政上，清政府仿效明制，实行引法。湖南黑茶已成为“引”茶，茶商持“引”赴产地购买，据《清史稿》载：官茶由茶商自陕西领引，带引赴湖南采买，每引正茶50公斤，准带附茶7公斤。1683年定额22400引，内易马20796引。自后，由甘肃发28766引，其中西商大引27296引，于西宁、庄浪、洮岷、河州、甘州各处地方行销。临湘生产的老青茶，由山西商人来羊楼司收购，运销内外蒙古及俄国。清雍正初，桃源县有蒋、周等八姓茶商专制黑茶，黑茶运销，盛极一时。17世纪，由于贸易迅速发展，货币制度畅行，以货易货方法逐渐被淘汰。康熙年间停止茶马交易。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湖南巡抚陈宏谋奏定安化引茶章程，谷雨以前的细茶，先尽陕甘引商收买，谷雨以后茶，方可卖给客贩。道光元年（1821年）以前，陕西茶商持引以委托行栈汇款到安化定购或以羊毛、皮袄换购两种方式购买黑茶，就地加工成花卷茶(又称千两茶)和散尖茶。最盛时期，商号有30多家，花卷茶年产三至四万支（每支37.27公斤），主销山西、陕西、宁夏、内蒙、河北及察哈尔、缓远一带。从清康熙至成丰的二百年间，湖南各县绿茶（烘青、晒青）由小商小贩在产地沿门收购，运到湘潭，交由各茶庄（江西吉、赣商）收购，整理包装，南运两广，北运北方各省销售。

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后，广州、上海等口岸对外通商，欧美各国商人来华购买茶叶数量激增。促进了湖南茶叶生产大发展，从此，红茶兴起。据《巴陵县志》载：“道光二十三年与外洋通商后，广东人每挟重金来（岳阳）制红茶。”《平江县志》载：平江县茶多，道光末红茶大盛，商人运以出洋，每年收入白银数十万两。”1854年（咸丰四年）广东商人来安化设立“茶庄”收购鲜叶，制造红茶，并传授茶农制造红茶技术。安化红茶逐渐发展，各地相继仿制，红茶生产迅速扩大到新化、桃源、溆浦、沅陵等地。江西、安徽、山西等省茶商都来湖南收购红毛茶，加工后，运往广州，上海出口或直运俄国恰克图销售。1861年，汉口开放为对外商埠，俄商随即在汉口设立兴泰、百昌、源泰、阜昌、顺丰等五家洋行，英、美、法、德等国先后在汉口设立经营茶叶的分支机构，互相竞购“两湖”红茶，汉口成为我国红茶的中心市场。湖南红茶转向汉口出口，销量剧增。从1875年至1886年，湖南红茶出口进入了鼎盛时期，全省茶庄750多家，其中安化正式悬牌的有300多家，沿门挨户收购茶叶的小贩，不计其数。以后随着朝代政治军事的兴衰，红茶时起时落。

湖南主产红茶、黑茶两大茶类，红茶兴盛时，黑茶由于在销区信誉好，一直经久不衰。道光（1820年）以前，安化年均销黑茶4300至4700吨，咸丰时（1851年至1861年），红茶兴起，但黑茶年均仍有销量2400吨。据[英国《商务报告》〕记载，至1861年止，恰克图的市场是由山西商人供应的，他们在湖北和湖南采购和包装茶叶，并从那里直接由陆路运往恰克图。1873年，左宗集在新疆，新订边茶章程，改为以票代引，招商承办，归官经营，茶商持引票到安化采办黑茶，使安化黑茶按照引票发行数量，源源不断地运销边区各省，直到1939年，保持年销量4000吨左右。

抗日战争时，国民政府财政部为了筹集资金，于1938年起实行茶叶统购统销，由贸易委员会主管，交由国营中国茶叶公司经营。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12月9日行政院颁发砖茶销西北五条训令，对销售、价格、交通作了明确规定，国家对砖茶从原料到产品实行统筹包销。湖南省物产贸易管理委员会茶业处，配合管理，发放贷款，组织茶商收购茶叶精制加工和运销。中国茶叶公司衡阳办事处，按照财政部年初所定价格，进行成品茶收购，运销出口。终因战事恶化等原因，1943年至1945年完全停止出口，边销茶运销也几乎停止。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至1949年，全省茶叶又恢复自由收购运销，但因茶价低贱，“担茶不值斗米”，茶农毁茶种粮，茶园荒芜，茶行倒闭，茶叶生产成为最衰落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