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历史万里茶道（整理）

　　中俄历史万里茶道
　　一、万里茶道
　　中俄历史万里茶道从中国福建崇安（现武夷山市）起，途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从伊林（现二连浩特）进入现蒙古国境内、沿阿尔泰军台，穿越沙漠戈壁，经库伦（现乌兰巴托）到达中俄边境的通商口岸恰克图。全程约4760公里，其中水路1480公里，陆路3280公里。茶道在俄罗斯境内继续延伸，从恰克图经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秋明、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几个城市，又传入中亚和欧洲其他国家，使茶叶之路延长到13000公里之多，成为名符其实的“万里茶路”。
　　二、晋商始足
　　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国，早在公元16世纪，中国就已有茶叶出口的历史，到17世纪，中国的砖茶在俄国和欧洲已经培养起一个稳定而庞大的消费群体，尤其是西伯利亚一带以肉奶为主食的游牧民族，到了“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地步，他们必须依靠饮茶来消食化腻，还有茶叶的营养成分和功能活性成分。输入俄国的砖茶均来自中国的南方，而经营者却是非产茶之省的晋。
　　在武夷山脚下的梅古村村口有一块石头纪念碑上刻着“晋商万里茶路起点”。《崇安县志》中记载了当时晋商在武夷山采购集运茶叶的繁忙景象：“在康熙19年（公元1680年）间，其时武夷茶市集崇安下梅，盛时每日行筏300余艘，转运不绝”。山西地处中原农业地区与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的中间地带，据清咸丰《汾阳县志》载：“晋省天寒地瘠，生物鲜少，人稠地狭，岁岁年入，不过秫麦谷豆。此外一切家常需要之物，皆从远省贩运而至”。在这种艰苦环境生存的晋商，他们以南北物资交流为主业，贩运绸缎于杭州，贩茶糖于汉口，贩葛布于四川，贩棉布于直隶。”转而又将这些货物“售于新疆，内外蒙及俄罗斯等地。”晋商以其雄厚的财力，灵活多变的经营之道，刻苦敢于冒险的创业精神，在长途贩运贸易中，逐渐开拓和形成一些商道，货行天下，汇通天下。
　　其中南起闽赣鄂，经汉水晋中，北达蒙古、西伯利亚、莫斯科、圣彼得堡的国际商道，以输出茶叶为主，故称中俄茶叶之路。
　　三、万里茶道路线
　　山西茶商每年深入到江南产茶的省份收购茶叶，并在当地投资设厂，用木架平压机和铁质轮旋手摇压机加工制作砖茶，每年雇佣成千上万农民从事采茶及砖茶的加工，砖茶作坊成为兴盛江南的手工业。起初，晋商主要采买福建武夷山的茶叶，茶市设在福建崇安的下梅镇，运至铅山的河口镇，再水运经信江、鄱阳湖        、九江至汉口集中再北运。
　　清咸丰年间受太平天国兵火影响，茶路一度中断数年，精明的晋商改为采运两湖茶。以湖南的安化，临湘的聂家市，湖北蒲圻羊楼洞，崇阳、咸宁的茶，就地加工成茶砖，由陆水湖运至汉口集中，溯汉水（即襄河）至樊城，然后舍舟登陆，改用畜驮车运，经河南唐河、社旗，从洛阳过黄河，过晋城、长治、太原、大同至张家口，或从晋北的玉右杀虎口入内蒙古的归化（今呼和浩特），再由旅蒙晋商换作驼队在荒原沙漠中跋涉1000多公里，至中俄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们在贩运至伊尔库兹克、乌拉尔、秋明，一直通向遥远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在清代，中俄茶叶贸易是这两个大国的进出口贸易，中俄茶叶之路的繁荣推动了我国内地的种茶业和运输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北方草原和俄国西伯利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随着一条条运茶驼道的延伸，一座座城镇在荒原崛起，欧洲文明与中国中原文明在这里交汇，推动中国走向世界，中国和欧洲借这条商道交换着物质与文明。1857年马克思在《俄国对华贸易》中说：“在恰克图，中国人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皮毛。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每年不超过1000万箱，但在1852年却达到了1750000万箱，买卖货物的总价值达到1500万美元之巨……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集市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
　　四、万里茶道源于中国武夷山
　　1607年，荷兰商人首次进口中国茶，由此欧洲海洋强国展开了“茶叶黄金”的争夺。富有的中国晋商，利用万里茶道沿途数百个票号、钱庄，几乎控制了中国主要产茶区的收购、加工、储存、运输、销售。不仅影响汉口、福州、九江三大中国茶市，也直接左右当时欧洲茶叶贸易市场的价格。一般认为，万里茶道的陆路起点为中国福建省武夷山的下梅村，沿途集纳福建、江西、安徽的茶叶运至汉口；湖南、湖北、四川、云南、贵州等产区的茶叶也分别汇聚汉口。茶叶在汉口加工、分装后，经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向北运输，在时为中俄边境口岸的买卖城/恰克图完成交易，然后横跨西伯利亚，抵达俄国莫斯科、圣彼得堡，再销往欧洲各国。茶道在当时的中国境内约5300公里，俄国境内约8000公里。
　　五、老汉口-世界茶叶集散中心
　　汉口是中国三大茶叶集散中心，从18世纪的汉口、福州、九江三大集散地，演变到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中叶的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