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境门
民国时期大境门
山西茶帮渡过黄河后,进入山西,经大同到达塞上重镇张家口。然后再从张家口走张库大道到达库伦(现称乌兰巴托,蒙古国首都)和恰克图(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南部城市),实现对外贸易。张库大道是当年茶叶贸易重要的运销线路,作为起点的张家口,在万里茶道上地位独特,是中蒙俄贸易的重要陆路口岸。在鸦片战争前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张库商道是中俄贸易的唯一通道,张家口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茶叶出口基地和皮毛集散地,被誉为“陆路商埠”“皮都”。1909年,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和修建的北京至张家口的第一条铁路竣工,加快了张家口与北京的商品流通速度。1918年,我国第一条国有公路——张库公路建成通车。
民国时期张家口店铺外的晋商驼队
民国时期张家口晋商驼队
张库大道起点碑
而张家口名称的由来也和这里有密切的关系。堡子里(亦称下堡),明代时属京师宣府镇,为万全右卫地。宣德四年(1429),指挥使张文始筑城堡,名张家堡。张家堡高三丈三尺,方四里十三步,东南各开一门,东曰“永镇门”,南曰“承恩门”。嘉靖八年(1529年)守备张珍在北城墙开一小门,曰“小北门”,因门小如口,又由张珍开筑,所以称“张家口”。
民国时期张家口火车站英文 为“KALGAN”
与大多数国内城市的英文名由拼音翻译不同,张家口在国际上曾有着自己独特的称谓——“Kalgan”(音:卡拉根)。
这个词来自蒙古语,因为历史上蒙古人和布里亚特人称张家口为“卡拉根”, 俄罗斯人也把它叫“卡拉根”,所以,张家口的国际正式名称就叫“Kalgan”。直到现在,在一些国际航空和俄罗斯及东欧的一些地区仍在使用。
晋商由恰克图、库伦寄张家口的信函
民国时期张家口的客栈
民国时期张家口的马贩
“卡拉根”是清末民初张家口的国际称谓。1909年,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建成通车。在张家口北站,站舍正门门楼上有詹天佑亲笔题写的“张家口车站”五个字,站牌下方是英文“KALGAN”。在当时年代,一个内陆城市站牌标注英文的现象比较少见。其实,早在京张铁路修建前,张家口已经是联系农耕和草原文明的交汇点,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商品贸易集散地,京张铁路的修建正是为了促进张家口经贸的发展。
190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华大辞典》和1911年出版的《英汉辞典》中,张家口一词的对照词条都是“KALGAN”。当时,国际上把张家口译为“KALGAN”的情况十分普遍。
其演变过程大致是顺治元年(1644)清王朝建国,大境门洞开,张库商道日渐兴盛时。汉族商人牵着驼队,赶着老倌车浩浩荡荡北去,蒙古族商人赶着马、牛、骆驼汇集到大境门下,从那时起,大境门就已经成为张家口的标志性建筑。当年蒙古人从草原到长城脚下的张家口,首先看到的是大境门。由于文化的差异,蒙古人对“境”“门”的理解似乎很吃力,他们对张家口的直接认识就是从大境门开始的,蒙语中,形容很大的门时,发音为“卡拉根”。因此,蒙古人把大境门视为张家口的标志,因而直呼张家口为“卡拉根”。
当俄国人参与张库(恰)国际商道的经营后,首先从蒙古人那里得知:“卡拉根”是个很大的交易市场。因此,俄国人也沿用蒙古人的叫法把张家口称为“卡拉根”,此后,由俄国人再传给西方人时当然也是“卡拉根”了。
民国时期张家口德华洋行驼队合影
民国时期张家口的马市
直到现在,在接待一些俄罗斯、蒙古国的客人时,对方有时会提出到“卡拉根”看看,当地人就告诉他们,张家口就是“卡拉根”,你就在“卡拉根”。
被称作Kalgan的张家口是国际化都市,也是晋商的发迹之地,也是晋商万里茶路的枢纽,许多晋商的总号就设在张家口。
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为加强对商贸管理,指定张家口、独石口、古北口、杀虎口和归化城等处为出入蒙古的商贸孔道,由地方军政官员加强管理,给准许出口的商人颁发“部票”。汉人到蒙古经商的主要为北京帮和山西帮,北京帮多去内蒙古东部,山西帮去内蒙古西部,主要是归化城(今呼和浩特)。
在指定的范围进行贸易后,张家口骆驼成阵、骡马成群、店铺林立、商贾如云(其中绝大多数是晋商),成为中、蒙、俄商人“南北交易所”。
张家口俄商墓遗址
当年张库大道兴盛时,很多俄国茶商在张家口经商,死后就地埋葬。在张家口元宝山村,至今还有俄商墓遗址。许多晋商将总号设在张家口,茶叶生意被他们垄断,尤其为榆次帮和祁县帮。茶商从南方收购回的茶叶,在张家口经再次加工、分类、包装后,运销北方各地。榆次常万达就在张家口设立总号“大德玉”,将贸易扩展到恰克图,向俄商出口茶叶及绸缎等商品。同治、光绪年间常家设“大美玉”“独慎玉”两商号,并以独慎玉商号的名义在俄国首都莫斯科设立分店,成为万里茶道上规模最大、经营最长的“第一对外贸易世家”。
常家开在莫斯科的分店——独慎玉
祁县、太谷人开设的大盛魁总店设在归化城。清康熙十八年(1676)大盛魁的分号在张家口大境门外正沟街正式建立。大盛魁的生意越做越大,其分号发展到24处,南方到浙闽、武汉;北方到北京、大同、集宁、归绥等地,还发展到内外蒙古库伦、俄国的恰克图。在南方购买了数百亩茶山、茶场,包办了茶叶收售加工;还购置桑园千顷,设立了收购绸丝的机构,将南方紧缺货物垄断在手,通过水陆两路运到北京屯积。张家口是大盛魁的最大的南货集中地,最兴盛时期,拥有资财七千万两,每年交纳积银达千两白银。
晋商开设的聚兴顺茶庄在张家口也设有分号
晋商在张家口开办的聚兴顺茶庄分号
晋商聚兴顺出口俄罗斯的砖茶
祁县乔氏家族,在清代中叶便有人迁居张家口大境门外正沟和西沟开设了碱店。乔家还在堡子里开办了“宏茂”票号,同时还参与了旅蒙和旅俄商贸活动,成为颇有名声的商贾,在全国各地有许多商号,在张家口、太原、包头、呼和浩特、天津、沈阳、哈尔滨、西安等地开辟了“大德通”“大德恒”票庄分号,名声可谓显赫一时。堡子内有一较大票号叫宏茂,股东是祁县乔家大院的乔范五。另一家票号叫“大德通”,是祁县城内“大德通”的分号,也是乔家开办的。乔范五的先人在清朝道光年间除在张家口开设多家票号外,还开设了多家商业店 铺,如“金城”“元隆”两家大碱店。张家口以北的大草原上遍布产碱的淖,乔家每年派人去购碱坯,用牛车拉回张家口,加工成四方碱块。因为乔家的碱店属于民办官商性质,故在碱块上一面印有“官碱”字样,另一面印有“金城” “元隆”商号名称。此碱除销售国内 外,还销售到外国。在碱块经营的最好年份里,每年有 3万辆牛车去草原拉碱坯,每车拉400斤,一次就可拉回1200万斤碱坯,可出成品碱960万斤。可见祁县乔家的财富与张家口的关系。
太谷县北洸村曹家创始人曹三喜于明末清初到张家口经商。为了扩大经营范围,开设了锦泉涌、锦泰亨、锦泉兴等几家票号钱庄。当年曹氏后人在张家口居住的地方用其商号名称命名的“锦泉”“锦泰”巷,至今沿用。
又据曾为太谷县商号之一的“彩霞蔚”服务27年的聂昌麟先生撰《太谷曹家商业资本兴衰记》一文说,太谷曹家“设在莫斯科的商号是‘锦泰亨’,商品是曲绸,是由‘锦震明’号由鲁山(在河南省)采购运回太谷以后,转盘于张家口‘锦泰亨’等商号另行打包,贴上曹家字号的商标,然后用驮骡运往库伦、恰克图、伊尔库茨克等地经销,每年约可运销
12000余匹,价值白银36万余两。当时做此项生意的商号有一二十家,而锦泰亨是其中资本最雄厚的一家。同时兼运销各种花素绸、缎、绫、罗、绢、纱以及茶叶等。回头脚则运俄国的金沙、呢绒、哈喇、俄毯等货,行销内地。”
民国张家口“瑞昌恒茶庄”广告
祁县渠家,最初只是“小本生意人,从上党肩挑洛麻、梨到祁县,再把祁县的枣挑回上党,往返贩卖。”后来到包头经商,开办了中国票号中经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三大票号之一的“三晋源”票号。又在张家口开设了茶叶店,最为著名的商号是“长裕川”。
据《察哈尔省通志》记载:“民国十二年(1923)以前,
张家口的票号、钱庄达42家。这些票号和钱庄都由山西人经办,并且全部由山西人一手控制和操纵。”山西票号在张家口百余年的经营活动中,始终掌握着这里的经济命脉。当时,张家口商业极为发达,桥西堡子里内棋盘街有中国银行,总行在北京,为民国中央政府官办。张家口中国银行经理是榆次车辋镇人常老九,并通过常老九的介绍,由榆次人郭恒斋担任张家口分行主任,跑业务的为徐沟人李金山。堡子里开设的还有宏盛票号、豫兴票号。股东是山西人的大商号大盛魁,经理是祁县人王明府,宏盛票号有经济雄厚的大盛魁作靠山,生意特别兴隆。王明府还被商界推选为张家口商会会长。棋盘街设有兴隆达票号,股
东为祁县城内永聚祥的分号;裕源永票号的掌柜是山西文水县人王毕义;兴吉票号后改为“大川玉”,经理是祁县人王锡驾。兴隆街有集股开的永瑞票号,经理为太原新城人何尧臣;书院巷的宝丰裕票号是集资开的,经理是祁县人段寿。张家口上堡水岔街的锦泰享、锦泉涌以及后来开办的锦泉兴、锦泉永钱庄,股东是太谷县北洸村财主曹三喜的后人,经理是祁县人罗汉山。此外,还有“兴太”“广义”“恒盛”“永吉”“大业”“汇丰”“世合德”“万裕兴”“聚德”“万裕兴”“义顺成”等票号。这些票号的股东、经理均是山西太谷、祁县、平遥、榆次、文水人。
西北银行钱币上的“KALGAN”
张家口涿鹿县天聚祥茶庄带抗美援朝口号税单发票
在张家口最著名、经济实力最强的山西票号是山西平遥县的日升昌票号,也是最早在异乡开办的票号。山西平遥帮最早在张家口开办了一家叫“百川通” 的票号。山西人在张家口开设的票号地址大部集中在堡子里,因为堡子里有高厚城墙,极为坚固,是最为安全的地带。山西票号在张家口经营多年,使张家口受益极大,曾出现过金融活跃、商业发达的局面,成为华北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并获得“旱码头”“皮都”和“塞北江南”的美誉。
古宏大街
张家口现在市区北部有一条千米长的大街叫“古宏大街”,因街西黄土场西北山脚下有座“古宏庙”。“古宏庙”是今天的名称,过去就叫“孤魂庙”。街以庙名,庙为“孤魂”而建。庙的附近是当年埋葬客死东口的山西人的 “义地”。张家口市的史籍对此有如下记载:“来张家口淘金的山西人,成功者固然名扬四海,最终衣锦还乡。可因天灾人祸、经营失误诸原因造成血本无归而破产倒闭,最终穷困潦倒,流落街头,饿死冻死的山西人也为数不少。”
管理这片“义地”的机构叫“晋义社”,这是晋商专门收尸的公益社团。他们一旦听说有死去的山西人无人收尸,就派上牛车带张席子去把死者卷起来,拉到“义地”掩埋,然后在坟堆上插块木板,尽其所知写明死者姓名、籍贯、去世时间等,以备其家人前来认尸。收集的尸骨多了,其中也有许多无人认领者,晋义社为不使这些“野鬼”四处游荡,就特地修了一座“孤魂庙”。每年清明、七月十五、十月初一等几个“鬼节”,举行集体祭奠。河北万全县今存一通石碑,碑文证实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晋义社还有这种丧葬和祭奠活动,祭品的糕点和肉食由张家口晋商各户提供。
在数以万计的山西商人中,成大业者终究还是少数,业绩平平者居多,而更有一些走出黄土地后,在异地他乡成为“孤魂野鬼”。古宏庙里,其实也会有一些走向堕落的晋商或他们的儿孙,一旦发了财,或仗着父辈的资产,就沉迷酒色,狂嫖滥赌,特别是染上毒瘾,终至自毁身家。由此可见,晋商不平凡的辉煌历程中,又包含了多少凄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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