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到马克思著作中聆听晋商万里茶路上悠远的驼铃,品闻氤氲的茶香。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茶叶原产地,全世界所有的茶都是从中国引种的。每每说起茶马古道,人们都会想到云南、贵州通往西藏的茶路,其实,还有另一条由清代时期山西商人开辟的万里茶路走过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有的经水路入海达天津后,过张家口,入蒙古,到达俄罗斯。
经营茶叶的常家庄园
马克思非常关注中国命运,关于中国的论著有十余篇,其中一部分刊登在美国的《纽约每日论坛报》。另外,马克思在《资本论》《资本流通的过程》《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相关论著中,多处提到中国的国际贸易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这一系列论著,勾勒出中国茶叶贸易与西方经济和社会的关系,通过翔实的数据论述了中俄万里茶路的路线、经营成本和营销过程。
大境门
马克思在《资本的流通过程》这篇论著中,论述了茶叶从中国运往俄国的道路,“俄国和中国的茶叶贸易可能是1792年开始的。”其实,中国和俄罗斯的茶叶贸易,比这个时间还要早。马克思在《俄国的对华贸易》这篇文章中说:“在内地陆路贸易中,他们(俄罗斯)不会有什么竞争者。这种贸易是依照1768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时订立的一项条约进行的,以恰克图作为主要的活动中心。”
运送茶叶的驼队
马克思引用了英国的《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的报告》1867年伦敦版中卢姆勒先生关于俄国茶叶贸易的报告,并作了注,说明从中国进口俄罗斯的茶叶的官方记录和具体数量。
据马克思所述:“恰克图位于西伯利亚南部和中国的鞑靼(西方所谓的蒙古、女真等游牧民族活动区)交界处……一年一度的集市贸易,由12名代理商管理,其中6名俄国人,6名中国人。他们在恰克图会商并规定双方商品交换的比率,因为贸易完全是用以货易货的方式进行的。中国人方面拿来交换的货物主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主要是棉织品和毛织品。”他在《资本流通的过程》中详细记录了中俄茶叶之路的路线:“经陆路运到恰克图售麦的茶叶,大部分是用船直接从汉口顺扬子江运到上海的,小部分是从福州和广州运到上海的。但是,较大部分的茶叶是在广州东北的福建省收来的……沿江到上海。在这里把茶叶再装上更大的船只,这些船只除其他货载外,装载1500箱茶叶。这些船只离开上海,沿着海岸航行到天津,在天气好的时候,大约要15天才能到达。在天津,又把茶叶装在较小的约能载200箱的船上。它们沿白河经过10天到达离北京约22俄里的通县。从那里茶叶继续由陆路用骆驼和牛车运抵边防要塞长城边上的张家口,距离约252俄里,再从那里经过草原,或沙漠、大戈壁,越过1282俄里到达恰克图。茶叶从福建省运抵恰克图,根据不同情况需要两三个月之久。位于俄国和中国边界上的恰克图和买卖城是茶叶商队贸易的中心。”
清代恰克图茶叶交易市场
马克思的这段记述,证明了当时江南的茶叶主要是通过海运到天津港,沿海河以及通惠河到达通州,然后陆路经北京、张家口,沿着张家口到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的商贸大道,再到俄罗斯的恰克图。
通过万里茶路运往俄国的砖茶
马克思对中俄茶叶贸易的论述,在张家口的商贸史料中可以得到印证。清雍正六年(1728),清政府和俄国签订了《恰克图条约》,两圈选定边境城市恰克图作为互市地点,所有从张家口出关的货物都要在大境门和小境门缴税。清政府税费征收管理相当严厉,颁布了《严禁越卡私贩章程》。
《清季外交史料》记载,张家口当时有100多家专营茶叶的商户,其中买卖最兴盛的是山西人开设的大玉川、长裕川、长盛川、大昌川四大茶庄。他们经营的川字砖茶在俄罗斯、蒙古等地非常抢手。茶叶甚至成了硬通货,可以直接当钱。
民国时期由库伦寄山西汾阳三泉镇的信函
清顺治三年(1646),户部在张家口设立钦差户部分司。《大清会典》记载,清朝初年,张家口关税定额1万两,雍正时期增到2万两。随着中俄贸易的繁荣,关税定额不断增加。清末的报刊也为马克思的记载提供了印证。《京话日报》243号中《张家口俄人举动》一文报道:俄国商人觉得“张家口地方山势高高下下,很不平正。俄人费许多工夫,把山岭全部削平,在上边修造洋楼,所用的华工很多。近来大黄、茶叶等货由口外运往俄国的,比前几年增加一倍,所以口上的华商很见兴旺。”《京话日报》对张家口与俄罗斯的茶叶贸易做的这些报道,对考察晚清时期张家口与恰克图的贸易具有参考价值。
在库伦的晋商
马克思对中国茶叶之路的深刻论述,为晋商万里茶路的历史做了印证,也为研究晋商万里茶路提供了重要史料基础和理论方法的指引。
文/王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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